我是怎么在牛市亏的血本无归的第198章 哭泣之谷的剧本

接下来的两天整个营地都在我的指挥下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甚至堪称怪诞的“舞台布置”。

这是一场以真实死亡为道具以所有人性为赌注的宏大戏剧。

我这个曾经的金融分析师此刻成了这场戏剧唯一的、躲在幕后的导演。

而我的演员们是一群刚刚从血腥伏击中逃生的士兵。

营地被彻底“净化”了。

我们清理了所有近期战斗过的痕迹。

皮卡车斗上卡隆凝固的血迹被一遍遍地冲刷、掩盖直到再也闻不到一丝血腥只剩下柴油和泥土的混合气味。

那些缴获的、沾着敌人鲜血的武器被涂上厚厚的枪油用防水布包裹秘密地藏匿在营地外围的枯井之中。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精心营造出的“受害者”氛围。

士兵们被命令换上了他们最破旧、最褴褛的衣服。

那些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迷彩服和战术背心被收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破洞的T恤、磨损的短裤以及赤裸的、沾满泥土的双脚。

按照我的要求他们必须在脸上和手臂上涂抹上代表悲伤和苦难的灰烬。

这不是随意的涂抹而是要混合着汗水和少许油脂营造出一种长期处于恐惧和悲痛中、无暇自理的憔悴感。

整个营地的声音都被我严格管制了。

平日里士兵们粗俗的笑骂声、赌博时的叫嚷声、训练时的吼叫声全部被禁止。

营地里只允许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妇女和儿童（营地里本就有不少家眷）被引导的、压抑的哭泣声；另一种是男人们为失去兄弟（卡隆）而举行的、低沉的哀悼吟唱。

这群桀骜不驯的士兵起初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但在奥马尔那只独眼的威慑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

他们开始笨拙地扮演我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不再是战士而是一群家园被毁、亲人被杀、被迫拿起简陋武器自卫的难民。

而奥马尔的表演天赋则被我彻底激发了出来。

他不再是那个杀伐决断、雪茄不离手的军阀。

我为他准备了一套新的行头——一件洗得发白的非洲长袍一根未经打磨的木质权杖。

他对着一面破碎的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如何用最悲愤、最沉痛、同时又带着一丝高贵和克制的语气去控诉戴维的“背信弃义”和“外国雇佣兵”的残暴。

他练习如何在讲述卡隆的故事时让那只独眼“恰到好处”地泛起泪光；练习如何在谈到“和平”时表现出向往；又如何在提到“复仇”时展现出一个领袖被迫应战的决绝。

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到第二天下午当我验收成果时我几乎要被他那副悲情英雄的模样所说服。

而我则将是这场大戏中那个绝对不能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导演。

我将以“将军的华夏朋友和人道主义顾问”的身份出现。

一个模糊的、中立的、充满善意的身份。

我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冷酷、所有的指令都必须隐藏在奥马尔那张悲痛的、充满戏剧张力的面具之后。

第三天黄昏。

“哭泣之谷”的入口。

这个名字是我特意为这次会面挑选的它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故事色彩。

这是一条狭窄、荒凉的峡谷两侧是风化的红色岩壁。

据说在旱季风吹过峡谷会发出如同妇人哭泣般的呜咽声。

这里是奥马尔的地盘和戴维矿区之间的缓冲区一个完美的、充满中立与不祥意味的会面地点。

我们等在那里。

奥马尔穿着他的“戏服”身边只跟了四名同样“化了妆”的、扮演护卫的士兵。

而我则站在稍远处的阴影里。

晚霞如血将整个峡谷染上了一层诡异的暗红色。

我的手心在出汗。

这是比在爆炸前倒数时更强烈的紧张。

如果阿曼达·斯特恩不来或者她带来了皮埃尔的雇佣兵那一切都将瞬间崩盘。

就在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的最后一刻一缕尘烟在远处的土路上升起。

一辆白色的、饱经风霜的路虎卫士像一头孤独的犀牛精准地停在了我们面前。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独自一人充满了那种顶尖职业记者特有的大无畏精神或者说是对“独家新闻”的偏执渴望。

车门打开阿曼达·斯特恩走了下来。

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白人女性身材高挑而精干。

她留着一头极短的、似乎是随手剪裁的金色短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衬衫和工装裤。

她没有化妆脸上的雀斑和风霜的痕迹清晰可见。

但最令人难忘的是她的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鹰隼般的、锐利得可怕的蓝色眼睛。

当她看向你时那目光不是在“看”而是在“审视”和“解剖”。

她背着一个沉重的摄影包仿佛那才是她唯一的武器。

她就是阿曼达·斯特恩。

她比我想象中更符合我的预期。

奥马尔立刻进入了角色。

他迎了上去没有表现出军阀的蛮横与警惕而是扮演了一个为保护族人而被迫走出丛林的部落领袖。

他伸出手用一种古老而庄重的方式按住自己的胸口微微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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